学会宽容

宽容的对立面是文化专制主义、宗派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不是嫉恶如仇的原则性与坚定性。
当然，不能离开了学术、艺术思想层面，离开了对于文化工作的领导与政策掌握层面泛谈宽容。例如，严打刑事犯罪，不能宽容；立法执法，不能宽容；反腐倡廉，不能宽容；检验商品质量，不能宽容；运动员训练，也不能太宽容；国防、外交、海关，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事宜，更不能随便宽容。这些都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不言自明的道理。
有时人们也把宽容引申到为人处世与个人涵养境界方面。作为私德,宽容也是褒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子里撑大船”“有气量”，这都是好话。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则不足取。这里有气量、宽容云云，指的是要有容人、容言、容事的雅量──这是对于古书里所说的“大人”“先生”即对于政治家或比较高层次的人物的要求。不能用这个标尺来要求一切人。小人物本来就心比天高而怀才不遇，伸不开胳膊蹬不直腿，再要求他宽容，太不宽容了！
个人修养上的宽容与做事情的严格并不矛盾。做事应该严格，待人应该宽容。律己应该严格而待人应该宽容，这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具体事宜，何者宜宽，何者宜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于挑拨是非、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陷人于罪、背信弃义的宵小，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兴风作浪、不知悔改的恶人，一般不宜讲什么宽容。对于一般人可能有的弱点，如好出风头、抬高自己、维护私利乃至趣味与境界不高等，则不妨宽容一点。毛主席不是也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吗？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这里仅仅谈一个宽容或者不够宽容，都是太不够用了。不要幻想用一两个词就可以一抓就灵。
一个纯粹的个人，特别是一个情绪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他强调自己为人处世方面嫉恶如仇绝不宽容一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个性选择。一个领导者、有影响的大人物，在强调稳定与建设的今天，就不宜讲得太峻急，正如不宜讲得太宽大无边。愈是正常情势下，愈是要多讲一点宽容。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势下，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则应该强调事物的严峻方面，不能一味宽容下去。就是说，在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上有常例也有变体，运用合宜，全在经验、修养、境界与智慧。用不着绝对化。
即使在应该宽容的层面上，宽容也不是绝对的与万能的，正像在坚持原则的问题上，在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坚持斗争与眼牙必还也不是绝对的。对敌斗争中也不无妥协，争鸣讨论也可能搞得十分尖锐，这又是问题的常识性层面了。该宽容则宽容，该严则严，这才是正确的，虽然这样讲像是说废话。“文革”之后，知识界有人讲了一点宽容，绝对没有叫大家都变成老好人、市侩、窝囊废、软骨症患者的意思，更不是为虎作伥之意。为了社会稳定、学术昌明、人尽其才，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人啊，在明明可以宽容的层面上，还是不要那么不肯宽容吧。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XX年1月版）
三、宽恕之心（安德鲁•马修斯）
“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恕。”
我们常在自己的脑子里预设了一些规定，认为别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如果对方违反规定，就会引起我们的怨恨。其实，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规定置之不理，就感到怨恨，不是很可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