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教学设计

母亲这一番教导，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终生难忘。梁启超后来毕生仁厚，也以忠厚仁慈教育自己的儿女。有些亲友的孩子寄居在他家时，梁启超夫妇也视如己出，非常仁慈地关怀爱护他们。
5.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革命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宣传家，早在戊戌变法前便主编《时务报》，成为大众舆论界的骄子;戊戌之后，便相继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有十几年时间执宣传界牛耳，其影响风靡海内，广被后世。梁启超一生的贡献，主要不在文学成就，而在宣传业绩;就其文学成就而言，则主要不在文学创作，而在文学运动的倡导与组织。
近来有人反对文学运动的提法，认为文学基本是个体的创造，不好称以群众性的运动。但从梁启超生平的实际情况看，他曾一度掌握传播媒介，又提出系统而明确的创作主张，不仅用自己的实际创作加以响应，而且有一大批追随附和者，有一大批内容、风格具有相同特点的作品在其主持的刊物上发表。这种有阵地、有理论、有作者队伍、有创作成果的群体性的活动，称之为文学运动毫不为过。梁启超自然是这种运动的领袖人物，起着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断言，没有梁启超，就不会有近代的文学革命。对此早有人予以明确的肯定：
梁启超是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和鼓吹者，在本世纪最初几年里，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戏曲改良”甚力，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多方面积极的影响。（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
下面分别论述梁启超在有关文学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近代名声最响、影响最大的文学运动，因梁启超极力推崇黄遵宪对这一运动的贡献，人们往往将其与黄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梁启超才是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而且，关于这一运动的记写，也出自梁启超的手笔，若无梁氏，这个名称也不会产生。
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以戊戌变法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作者圈子只限于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三人，主要是模仿夏曾佑的“新诗”形式，抒写他们对于思想解放的快感。所谓“新诗”，则只是滥用翻译名称、自造新词的晦涩难懂的学问诗。如夏曾佑首创此体的代表作：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
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
《饮冰室诗话》解释说：“冰期、洪水，用地质学家言。巴别塔云云，用《旧约》闪、含、雅费分辟三洲事也。”即使有此注，人们也很难读懂。但是，这样的诗却因有意与传统旧诗相区别，是抒写个人理想的工具，却能给作者以思想解放的快感。
由于时代的变迁，这种思想解放的快感，后人已很难领会，但在当事人来说，是兴奋得近于迷狂，所以诗写得好坏，早已毫不在乎。作“新诗”，实意在宣扬“新学”，而所谓“新学”，不过是儒、佛、耶三教经典中的典故、译语而已，十分浅薄，当事人自己却“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饮冰室诗话》）。戊戌后梁启超回顾“新诗”创作时，评论夏曾佑诗，着重强调了其诗好用“经典语”的特点：“驱役教典庖丁刀，耶佛评论语更鲜。”（《饮冰室诗话》）
这样的诗，外人很难读懂，自然很难作下去。1896年春，夏、谭、梁三人分手之后，夏曾佑便很少再写这类诗作。戊戌后梁启超撰写《诗话》时，便慨叹：“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新诗”，便就此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