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

曲解之四：“大宅子”纵向比喻论，认为“大宅子”的比喻属于古今纵向继承的比喻，这个纵向比喻要么导致本文主旨是关于继承遗产的立论，要么就只能算是鲁迅的一个“败笔”，云云。江苏的匡吉先生就在《中学语文》杂志上撰文指责这是鲁迅的“败笔”而无需“为贤者讳”。我们不能苟同“败笔”说。“大宅子”的比喻是《拿来主义》一文后半部分的主体，占了后半部分的大部分篇幅，不可不弄明白设喻的用意所在。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凡设喻多是就近取材，取读者所熟悉而容易理解的事例，所以鲁迅选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宅子”设喻。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要表达“拿来主义”的主题，大概没有比“大宅子”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比喻了。大宅子所比喻的三种情况真是恰到了好处。就是过了六七十年之后的今天，“败笔”说的作者也没能举出更为恰切的例子来作为设喻的反驳。只要你认真读一读鲁迅的原文，你就可以看到：鲁迅讲的是一个穷青年得了富家翁的一所大宅子，鲁迅叫你不要问它的来历，而只要问对它的三种情况的态度，也就是应该怎么办？注意：鲁迅在这里说，且不问这个穷青年是“骗来的，抢来的”，或者是“继承的”“换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其实，既是“穷青年”，又何来“大宅子”“继承”？“继承”只占鲁迅“且不问”的四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自然不是一般的人）硬是情有独钟，舍三取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穷究不舍呢？况且鲁迅明明要我们“且不问”，可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却偏要向“牛角尖”“问”到底呢？其实在这里，穷人显然不是富翁财产的纵向继承者。在这里，穷人与富翁的关系，穷人与富翁在“大宅子”中的关系，恰恰是横向的穷富关系，就像当今世界上穷国与富国在先进发达的物质、文化、科学、技术中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古今、纵向、继承”的关系一样，不是富人变成穷人，穷人继承富人，不是富国变成穷国，穷国继承富国。明确了这一点，那些竟归过于鲁迅而画地为牢穿凿附会的论调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就会明白鲁迅为什么举穷人与富翁围绕“大宅子”的关系来设喻的道理了。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叹服鲁迅“大宅子”的比喻是何等的形象贴切，恰到好处，何等地具有点睛之力，点睛之美，也就会明白鲁迅的“拿来主义”对于我们今天强调发展中的国家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面这一立论具有多么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曲解之五：主要是阐明文化问题。新版的《教学用书》就明白地提示“大宅子比喻文化”，指出《拿来主义》所要阐明的就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书中所收录的徐中玉的文章则更是把它缩小到只是讨论文学问题，把“文化”压缩到“文学”）这种“文化”主旨论几十年来始终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居于指导和主导地位，但只要看一看《拿来主义》的写作背景和论述内容，就不难认清这显然是对《拿来主义》主旨的贬低和缩小。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白色恐怖盛行，文网严密，“禁谈国事”的国民党当局的检察官对报刊的每一篇进步和革命的文章都在进行“明诛暗杀”，迫使勇而有谋的鲁迅的许多文章不得不采取“障眼法”，使用曲笔，“避实就虚，顾彼忌此”，不能直白，所以我们不要忽视鲁迅在《拿来主义》中诸如奚落、反语、揶揄、讽刺等等笔法的运用，不要把《拿来主义》文章中“碰了一串钉子”之后“别的且不说罢”这类把当局卖国的事实藏于“别的”词中的隐语轻易忽略去而不再深究它所隐含的深意。仔细琢磨鲁迅在文中的用笔，读者不难感触到作者有时是顾左右而言他，在指桑骂槐，其中还包裹着声西（送去欧苏）而击东（送给日寇）的立意，别有一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滋味。鲁迅文中虽有“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这种意在给检查官造成错觉的话，造成似乎“此文与时局无关”的假象，但只要你细看一下就会读懂它谈的正是“时局”，而并非“单是”说的“学艺”。因为文中说到的内容，并非“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而是至少可以依次开列如下：枪炮、中国的大门、地下的煤、残羹冷炙、鸦片、废枪炮、香粉、日货、洋货、鱼翅、烟枪烟灯、姨太太，等等。难道这些都只是“文化”吗？当然不是，而且可以说都关乎国计民生乃至民族存亡。显而易见，《拿来主义》所论述的，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所要拿来的，虽然包括“文化”方面的东西，但同样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生活方式，等等。当然是批判地有选择地为我所用，使之既是属于世界先进的东西，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如果像一些“权威”们所诠释的：鲁迅的“拿来主义”所要拿来的只是“文化”，包括中外的“文化”，或者像有些人原来说的只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后来又转而说是外国（或者说“外来”）的“文化”，云云，如此这般，鲁迅《拿来主义》的题旨真谛就被他们人为地活活地阉割了，凌迟了，“拿来主义”的思想高度也就被他们这样斯斯文文地给大大地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