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教案：第一章隋代文学与初唐诗坛

历代文人赋诗送别，有惜别和壮别两类，而大抵以惜别为多。即使是心高气盛的初盛唐文人士子，每当送别，也多依依之情。唯此诗及高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乃壮别诗之代表作。《批点唐音》云：读此诗“乃知初唐所以盛，晚唐所以衰。”
杨炯，约活40多岁。“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浑天赋》。13岁举神童，授校书郎，后为盈川令，死于任上。
卢照邻，约活54岁。号幽忧子，四杰中最悲苦的一位。屈沉下僚，患风疾，手足痉挛，自投颖水而死。
骆宾王，约活40多岁。少负才名，曾随李敬业讨武后，作《代李敬业讨檄天下文》。“斥武后罪。后读，但嬉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jue）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p266作）其下落有几种说法：a、李敬业败，被诛。《旧唐书本传》；b、李敬业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首来降，《资治通鉴》；c、投江而死，张鷟《朝野佥载》；d、兵败后，不知所终。《新唐书本传》；e、兵败，逃遁，后为僧，落灵隐寺。
四杰身后也很可怜，王骆两族被灭，杨卢无子嗣。
“四杰”的特点与成就：
1，从创作个性看，相对而言，王、杨五律，卢骆长歌行。七古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陆侃如语）。四人的杰作大半是七言，代表作有《行路难》（卢）、《长安古意》（卢）、《帝京篇》（骆）等。
“四杰”也奠定了五律的基础，他们的集子里，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也在四分之一以上。比如，杨炯现存五律14首，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因此有人就有了“律诗不是成立于沈、宋”的商榷意见。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从军行》（杨）、《在狱咏蝉》（骆）。
2，“骨气”与声律的结合，词采工丽，音调婉媚，四杰继承六朝的艺术实践，又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纤巧轻靡的诗风，清人冯班说：“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于数百年后直追阮公，创辟古诗，唐诗遂有两体。”（《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3、题材与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4，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开盛唐诗风之先。杨炯《王勃集序》曰：“（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有云：“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神采飞扬，跌宕激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