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 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九月 18日，被“红卫兵”带到复旦大学，关在学生宿舍六号楼近一个月。26日开批判会。
十月 “造反派”在上海作协旧址批斗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被拉去陪斗。
本年，上海市红代(筹)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3. 巴金自白——我在文革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10 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 年的奴隶！这10 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 家》 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 激流》 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 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23年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1970 年的我和1967 、l968 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1966 年9 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 ，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就打起情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宜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1969 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1969 年5 月23 日学习毛主席的《 讲话》 ，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