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其着力刻画了荆轲这一侠士形象，对这一形象作者持敬仰、歌颂的态度：他反抗强暴、有胆有识、大智大勇、视死如归，是一个英雄形象。
作者一直把荆轲这一形象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描写，使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文章开头，仅寥寥几笔，便交代了秦国已经“破赵”并“虏赵王，尽收其地”，而且“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这说明燕国已危在旦夕。在如此急迫的形势下，燕太子丹必须选用最理想的人来解决这最急难的问题，他选定了荆轲，并向他求教对策，这说明荆轲这一人物不同凡响。事实完全证明了荆轲非但是个“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而且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很勇敢果断，思想深邃，计划周密，深谋远虑，他决不以“匹夫之勇”贸然闯入“不测之强秦”，而是事先提出“行而无信，秦未可亲”的关键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要投秦之所好——即使秦得到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肥沃的地方督亢的地图，而燕太子丹从人情考虑不能接受以樊将军头颅作信物这一建议。在这一内部次要矛盾中，荆轲从大局出发，私自会见了樊於期。他的勇敢果决，城府之深，擅于辞令，在这对话中都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表现。他先向樊将军报告了秦国对他及其父母宗族的惨无人道：“父母宗族，皆为戮没”，“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这激起了樊将军对秦王的刻骨仇恨。他仰天太息流涕”而又苦于无法报仇雪恨。在这火候中，荆轲提出了“一举两得”的办法，樊将军急不可待地上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才乘势说出：“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并生动地叙述了如何刺杀秦王的打算，紧接着发问：“将军岂有意乎？”樊将军立即“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于是自刎。对于樊将军的自刎，太子丹十分悲痛，但为完成刺秦王的重大使命，所以又从人力和物力方面为荆轲赴秦作了准备。文章写到此处按常情荆轲应立即去秦完成使命了，但却“顷之未发”，这里不但情节曲折，而且主要是为了表现荆轲的计划周密，“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的秦武阳作为他的助手，他或许认为人力单薄，或许担心秦武阳有勇无谋，因之在等待一个自己了解的朋友，共同完成使命。而太子丹心急如焚，“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甚至想“先遣秦武阳”。荆轲虽与太子再次产生矛盾，但他忠诚大度，虽然心情沉重，但仍“就车而去”，为太子丹赴秦完成大业。至秦后，表现荆轲智慧超人的第一件事便是“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使之替他在秦王面前美言，而达到“秦王闻之，大喜”、“见燕使者咸阳宫”的效果。表现荆轲勇敢、机智的另一件事是：当“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时，他突然“色变振恐”。他的这一表现立刻引起“群臣怪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紧张的场面啊！而荆轲应付自如，镇静机敏，他“顾笑武阳”，似乎在安慰和鼓励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小孩子：“不必紧张，一切都会好的！”另外，一面又替武阳向秦王道歉：“他因为是个粗俗之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有些害怕请大王原谅他些。”这一席话，既替武阳的异常举动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也抬高了秦王的身份，秦王因此消除了对燕国使者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