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报》  教案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季陶民画了一幅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何以见得。”/“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对！”在这里叶三与季陶民的思想和审美趣味的和谐达到惊人的程度。
总之，汪曾祺作品的素朴美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和谐、艺术形象和语言三个方面。其中和谐是素朴美的灵魂，这不仅表现在作品的结构、格调中，而且渗透到作品的每个生命细胞中，使之浑然天成毫无刀斧的痕迹。艺术形象是素朴美的核心和重要体现，语言是素朴美的重要因素，是栽体。
四、独特的取材内容
汪曾祺有着很强的文化意识的民间性，这就决定了其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头匠和卖糖郎，《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及其包含着的生命意识。这在他的重要代表作品《受戒》和《大淖记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两部作品中，汪曾祺以优美的笔调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富有“异质性”的民间地域。在《受戒》中，是那个法外之地“荸荠庵”，在《大淖记事》中，是“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的“大淖”。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人们的风俗习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与“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示着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比如，他们把“出家”叫做“当和尚”，不同的说法，构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内含。“出家”意味着了断尘缘，灭绝人性，去过一种非人的生活。而“当和尚”，却像“当画匠”、“当箍桶的”、“当弹棉花的”一样，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方式。“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因此，当爹、娘和舅舅决定让明海当和尚时，他“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受戒》）。“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大淖记事》）
这种独特的民间生活观念更为集中地体现在这两部作品对爱情的描写上。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明海和小英子，巧云和十一子，无非是美女、俊男的自然相爱，这种故事并没有什么新鲜可言，而汪曾祺将其写得格外出色，其关键就在于他写出了支配着其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那种独特的民间意识。巧云爱十一子，却被刘号长破了身子。这在一般的创作中，总要强调或渲染一番刘号长的强行，以显示巧云爱情的悲剧性。而汪曾祺却没有这样，他对这件事的描写极为平淡，只用一句话（“就在这一天夜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便轻轻带过。因为，他要突出表现的是在民间那种特定的文化观念的潜在影响下，人们对这种事的态度：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刘号长留下的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而巧云也“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想，“人生在世，总有这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十一子！”于是，巧云便把自己给了十一子。但，刘号长还是来，只是巧云“全身都是冷淡的”；而对十一子，则是全身心地投入。这就使我们感到爱情仍然是美丽的，甚至更加令人心颤。这种奇妙的审美感受离开了对于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化观念的揭示与展露是不可能产生的。《受戒》的价值也仍然不在爱情，而在于那种僧俗之间奇妙和谐的民间形态。明海当了和尚，却又在此时与小英子相爱了，并且爱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洁。明海的和尚生涯与其爱情发展并行不悖地向前推进，他的受戒之日，也正是其爱情发展到高潮之时。这在通常的意义上是非常荒诞的。中国的和尚是与爱情不相容的，而汪曾祺却写出了他们的另一种形态，即民间形态。美好的爱情只有在这种自然原生的文化形态中才能够得以实现。离开了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任何爱情的和谐与美丽都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