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教案

关于题4：
按一般人读书习惯，会毫不怀疑地选择第一句话，因为从作者的行文来看，似乎明确表述了这层意思。但是从下文的论述重心来看，又分明在第二句话上。而查阅有关资料中的解答也大多是第一句，也有将这两句话统统写进去。还没有发现写第二句作为答案的。其实正确的解答是第二句。这里涉及的是在阅读社科文章时，如何确认语句和整合语义的问题。语句的确切认定和语义的恰当整合，是实现有效阅读的起点。首先是语句的确认。通常可从结构成分上分析句子，我们就不会对赫然在目的语义熟视无睹了。第9自然段只有两句话，只要我们问一句，这两句话的主语是什么，马上就会发现，第一句主语是“中国的小说”，第二句主语是“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其次是语义的整合。第一句只是说小说之源来自民间，小说的内容反映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通过整合发现，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源”的问题。第二句较长，分析一下可发现包含三层意思：①中国小说的发展是怎样取得的；②作家和民间创作的结合关系是促成发展的重要因素；③这种结合关系表现为作家对民间创作的学习和参与。通过整合，对句中基本语义、从属语义、次从属语义进行辨认，就会得出“中国小说的发展是由文人作家和民间创作相结合来推动的”这样一条规律。当然，我们在思考时，还要提醒自己把握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这里的“起点”是要弄清“发展规律”，而不是小说的“源流”问题。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