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霖铃

　　不能说柳永生不逢时，比起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柳永没有卷入朋党权争的政治旋涡；比起后来的李清照、辛弃疾，他没有家破国亡的忧患。北宋前期，内忧外患还凸现，自上而下享乐风气弥漫，从皇帝到普通文人都以填词作曲为能事。柳永从福建老家风尘仆仆来到京都汴梁，本为科举功名，可面对歌舞升平的万般气象，颇有作词天赋的柳永也自然而然地卷进了这股潮流。勾栏瓦肆，吟和酬唱，频频出彩，柳永很快就名噪京师。“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皇帝犹且如此，那些乐工歌伎们更是趋之若骛，每得新曲，，必请柳永填词后再唱。
　　风光八面，如鱼得水，潮流簇拥着柳永，柳永又领导着潮流。之前的词多为小令，是文人士大夫花前樽间的消遣雅趣，而柳永把词从皇室豪宅的象牙塔一步步引向市井里巷，运用民间俗言俚语，委婉通俗，音调优美，开创了慢词这种新形式，使词由无病呻吟的涓涓细流，哗啦啦流淌起了平民百姓的厚重气息，尽管受到了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可还是出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
　　得意忘形，乐极生悲，正当柳永在瓦肆歌馆忘情驰骋之时，科举失意的阴云陡然大雨浇头，年轻气盛的柳永哪肯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于是挥笔写下了《鹤冲天》来纡解忧郁安慰自心：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书生幼稚的狂傲：本来我是要独占鳌头的，这么清明的时代竟把我这个宪材给漏忘掉了，虽然没有考中，可我这个才子词人，也是没有穿官袍的卿相；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我就只好把这身外浮名放下，去烟柳花巷与美酒靓女寻欢作伴。
　　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一向热中功名的柳永不过是意气用事、小资情调，可宋仁宗赵桢却较上了真儿。再次科考时，柳永虽榜上有名，，宋仁宗却皱起眉头，气冲冲地说：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一句话断了柳永的前程。无奈的柳永只好打着“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招牌，专职写词谋生去了，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自由撰稿人。
　　宋仁宗也真没雅量，自己天天锦衣玉食美女如云，却不能容忍一个穷酸文人的几句牢骚话。这一下，使正在功名路上热情奔跑的柳永面前，骤然阻挡起了绝望的堤坝，那湍急的才情洪流便在市井坊间婉约词派旖旎迷人的千年风景，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填词作曲的盛风使柳永赶上了天时，京都瓦肆歌馆的繁华使柳永赶上了地利，惟有人和，虽然他的词作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可那毕竟是少数人专制多数人的时代，况且他惹恼的是皇帝老儿。
　　柳永始终在矛盾中挣扎。一方面他鄙视功名，流连于勾栏坊曲，追求个性的充分自由。同时又孜孜不倦地追求功名，希望及第登科，官至将相，像同时代的文人一样，以寻求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载体。
　　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隐于山者多是把隐居作为待机而沽的出山条件，而隐于市者多是大彻大悟、放浪形骸。柳永既没有小隐闲云野鹤的耐心等待，虽沉潦于市，他也没有大隐的看破红尘。而在在这矛盾的背后就是他对人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