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评价荆轲其人？

 
 由此出发，撇开学术上的对“历史学”分类不谈，笔者认为历史学其实还可以分成民间的历史学与学院的历史学两种，区别往往在于前者侧重于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和分析，而后者往往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做出判断。在学院的历史与民间的历史的较量上，学院式的历史往往“势力范围”很小，再加上现在的历史剧（尤其是戏说的历史剧的泛滥）盛行，学院式的历史就显得更加软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课堂教学，对荆轲的态度，很明显持的是同情和赞扬的态度，无疑又是民间史学的反映。不管是否受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学生对荆轲刺秦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我们历史教育所要正视的艰巨问题。
 
 问题在于，学院式的历史评价在这一点上往往与语文课堂教学的荆轲刺秦发生摩擦。如何综合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评价荆轲及他的“刺秦”行为，当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目前的课程改革基本上表现为学科课程的“单兵作战”，加上我们的课程改革专家对不同学科课程本身所蕴涵的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观部分关注不够，于是这样一个综合性强的研究课题一直被“束之高阁”。
 
 让人钦佩的是，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的观点给人的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果断指出，在策略和手段上荆轲乃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刺客，还明确指出这种个人恐怖行为乃是一种“短计”，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毫无可取之处；为了收买杀手，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代价虽然不是燕子丹所要考虑的，但是能否换回理想的结果，燕子丹似乎考虑的很少。
 笔者认为，柳宗元这样说是有充足的根据的，按照《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的记载，燕太子丹为收买荆轲花费的本钱非常大，而终于以失败告终。所以柳宗元对荆轲的“刺秦”行为的评价：“勇且愚”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荆轲决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简单的“恐怖主义分子”，更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记?刺客列传》，似乎很难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确为一个杀手，但是却与聂政这样目不识丁只凭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特别“好读书击剑”，称其为知识分子也不无道理。于是在那个分裂割据战争迭起的年代，荆轲的出现，实为罕见和奇缺，遗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荆轲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就更对其怀有无限的同情和哀怜。
 
从司马迁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骚客无不抒发类似“咏荆轲”的诗歌。以表示对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侠客的景仰之情。遗憾的是像柳宗元这样大胆果断，不落窠臼地否定荆轲的诗歌还是很少。常见的总是肯定荆轲义无返顾的“刺秦”壮举，借以表达诗人对秦王朝暴政的抗议，陶渊明的《咏荆轲》就是其中很有代表的一首。诗人可以只管表达自己的某一意图：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于是突出历史上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那是文人骚客的职业权利，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属于对历史的解读，而是仅局限在文学层面上的解读。这种推理是有历史根据的：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腐败，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另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注意：荆轲刺秦在前，秦始皇的暴政在后，我们不能因为憎恨秦始皇的暴政，就怀着“复仇”的心理而肯定荆轲刺秦的合理性以及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