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教案

孟轲讲了一个关於经济政策上过犹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个好心肠的经济学家，建议更改税制，把当时实行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孟轲指出，这种低税率适合於北方貉国那样五谷不生，唯黍（一种称为黄米的杂粮）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的後进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行之於中国，不顾“器不足用”的後果，将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白圭听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轲以为，如果违背了体现中庸原则的尧舜之道，把税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过於加重税收，则大桀小桀也。（见《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经济政策上过头或不及的量变，会造成政权性质恶化变质。
《论语》中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片语中，每个“而不”後面的字儿，非过即不及也。
中庸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渐进，但并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不排斥必要的战争，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战争、为消灭战争而战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以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抗争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应用科学范畴，像上文提到黄金分割比例体现视觉最佳效果；或要种好庄稼，土壤酸度必须适宜；或根据不同国情制订适当的税率那样，中庸之道不仅有其科学的定性要求，而且应能在实用层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计算、检测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误，其实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後果，教训例子俯拾即是。万物之灵之高明，在於透过万花筒般的无数表象，悟出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优化求中道理，并进而掌握这个优化求中的主要途径，方能落实求中的具体措施。
（3）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
   “和”与“同”，在汉语中可以是同义词，但在这里是有区别的。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调谐状 态，叫做“和”；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视那种善恶不分、含糊苟且、两头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折衷主义者，称之为“乡愿”，贬之曰“乡愿，德之贼也”。与“乡愿”迥异，中庸之道反对折衷主义者的“同而不和”，赞成“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曾举烧汤为例，解释“和而不同”的涵义。他说所谓“和”就象厨师拿水、火、醯（相当於醋）、醢（鱼肉等制成的酱）、盐、梅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物质操作调合，烹饪鱼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其品味恰到好处，成为享用满意的佳羹。单纯的“同”就如以水调剂水，不用火、醯、醢、盐、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无人问津。
今就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上的“和而不同”作一点说明。
凡循中庸之道决策，必有其共识基础，方能集合众人力量进行贯彻，这就是调谐意义上的“和”。“和”绝不意味着没有或无视不同意见，相反地，中庸学说肯定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视“不同”为理所当然。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让介乎极端之间的各种异见，特别是对立因素充分沟通、辨析，折冲，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运筹统合，达到统一或调谐，方才能够得中，从而导致美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