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司马迁由于在李陵事件中为李陵说了一些辩护的话，从而遭到了可耻的腐刑，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并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功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书“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刘鹗综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将《离骚》以来的一些诗词、散文、传记、绘画、戏曲和小说都说成是由“灵性”产生的“际遇之顺逆不与焉”的“哭泣”之作，显然是有片面性的，因为人的感情的变化，环境和遭遇起很大的作用；但他看到了感情的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史记》看作是“太史公之哭泣”，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除此之外，如再能估计到人的理智的因素在文学创作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看法就会是全面的了。司马迁在提出他的“发愤著书”的思想时，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他的这个主张包含着感情和理智两种因素在内，但从他提到的那些“发愤著书”的例子来看，实际上是包含着这两种因素的，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着大量的带着激情和理智的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描绘和分析，这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在将他所提出的“发愤著书”思想付诸实施时，是将感情和理智的因素并重的。我想，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今天的一切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化科学工作者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值得我们向司马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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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