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名师引领探索】
向司马迁提出的那种“发愤著书”的精神学习。
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表现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将这一段话写了进去，可见司马迁对这一段话的重视。正是在这种“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指导下，司马迁广采历史旧闻，考其成败兴废之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一伟大著作。两千多年来，司马迁所提出的这个“发愤著书”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钱钟书先生在其所著《管锥编》第三册中，曾引述了从汉至清的许多人在这方面的论述，然后指出：此间虽也曾偶然有人出来唱反调，“然犹一齐之傅，无以易众楚之咻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钱先生又指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联系到《史记》的写作，他还指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司马迁之能写出《史记》，自然也就是他之所谓“郁结”“发愤”的结果。杜甫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发愤著书”应该说是一条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许多生平坎坷的作家所无法逃避的残酷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