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全文情感真切，有时奔放激荡，豪情满怀；有时又回肠荡气，如泣如诉。第一段写受辱的痛苦时，说自己伏法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抒发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之情；写自己选择忍受侮辱时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这里表现了他受辱的痛苦，悲切郁闷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写出他为了完成伟大的巨著《史记》，“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又表现他豪迈激荡的情感。第三段再一次回想自己受辱的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又好像看到他悲痛欲绝，如泣如诉的表情。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那是一个把人当作畜生的时代。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便横遭暴行，惨受宫刑。昨天还是国家大臣，今天便被阉割，毫无尊严可讲。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在乎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还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什么叫知识分子?有人说，那些为了人类的进步，在黑暗中挣扎，不畏惧任何权势，哪怕是死亡的威胁，哪怕是精神的摧残，哪怕是人格的剥夺，都义无反顾的人，才叫知识分子。他是人间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把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看作生命的本体，他把传播这种意志和精神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国杰出的文人，像屈原、苏轼、李贽、谭嗣同、鲁迅等等，都是这样。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这正应了他在《报任安书》中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他看透了这个社会。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读者至此，能不唏嘘?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