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监察室和局领导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三年间，职工对局长违反财政纪律、侵占职工福利金及其腐败的生活作风多有不满并多次向监察室反映，我们也多次向局长提出意见，但他一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无奈，陈主任主持监察室开了个会，要求大家坚持与不良倾向作斗争。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局领导的问题向上级反映，遂由我执笔向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工作组进驻两个月之后作出结论，并给予了当事人以党纪处分。第二年开始整风与反右，我预感到那位局长要翻案，要报复，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对象。我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不服，于是局长发动周围的人同我划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于有人为了自保或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去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编造材料。在几个月的批判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他就是陈主任。在那种政治氛围和政治压力下，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很少很少，也很难很难，比身处会场中心，不肯低头、不断进行辩驳的被批判者的我还要艰难。会场主持人多次厉声敲打他，甚至于点了他的名，他仍一言不发。仅余的左眼目光平视，穿过狂热的会场，穿过冰冷的墙壁，望向原野，望向战壕中的战友；他是一尊雕像，一尊让许多人在它面前汗颜、低头的雕像。
我被送到海南岛农场劳动近两年之后，回到广州，在厅办大朗农场继续劳动。这时身残的陈主任正下放在大朗农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他见到我，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关心地劝我认错，只平淡地说:“要注意身体。”我心领话中“留得青山在”的厚意。我从海南岛回来时，严重水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鼓励我。陈主任没有把从海南岛回来的这批待罪之人当成劳改犯，而是当作“人”甚或“同志”。一次收割试种的肉草，每人都挑着200斤左右的担子从水田里走上岸过磅，正好他路过，有人拦住他向他报丰收，报大伙担子的重量，他听后高兴地鼓励了几句又说:“以后不要再挑这么重的担，不要弄伤了。”那年春节前，副场长要我们下塘给厅里打鱼，塘大拉网小，几十个人在塘里泡了三四个小时才打上二三百斤鱼来。正值寒流袭来，上岸后个个冻得浑身发紫，觳觫不已。陈主任正在食堂了解过节的供应，看到如此的一群人就问是怎么一回事。副场长告诉他说:“是下塘给厅本部打鱼。”陈主任不满地说:“他们过几天吃鱼就不行吗？正是寒流到来的时候叫人下水，不好吧！”副场长辩解:“不是想给厅报个丰收嘛！”陈主任愤怒了:“这种喜报不报也罢！”接着他吩咐事务长，晚餐给每个下塘的人增加一砵饭(半斤米)、四两酒。农场结束后，陈主任留在大朗办商业干部学校，任校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对这位独目断臂、宁折不弯的“当权派”一点办法没有。再后来陈主任又调了几个单位，但一直没有他荣升的消息。我想这属必然，像他这样耿直的人，是不会与谋权者合流的。
上世纪末我去看他，他说:“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平反的；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前几年他去了，清贫一生，留下的只有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
我以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