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卖管理局刚组建的时候，我当人事干事。一天副局长找到我，要我到厅人事处去接刚到的土改干部，我立即骑上单车，直奔沙面而去。
厅本部在沙面沙逊大厦办公。我上到二楼，大厅已坐满了正等待各单位来领的土改
干部。土改干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军，有曾在当地打过游击的游击队员，有学生，有如土改根子那样的土改积极分子。接干部的人事干事们往往出于本单位的考虑，把档案挑来挑去。回廊里的一张乒乓球台上摆满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档案袋，有一个单位却坚持要把一份档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处长黑着脸把档案往我面前一扔说:“小范，你们是新单位，需要人。”档案袋躺在我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陈仕荣”三个字，抽出档案一看，立刻明白那个单位退档的原因。陈仕荣同志是个残废军人，右眼失明，右臂炸断，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队时受了撤销区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我仔细看了档案之后，把档案接了下来。我到大厅点名叫到这个名字，站起一个面颊瘦削，右眼窝深陷，宽大的袖管里隐隐只见半截手臂的人，他的右眼可能仍在发炎，不断眨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长把我找去骂了一顿。说我挑了什么干部，把没眼少胳膊的都要回来，还当什么人事干事？那年我才19岁，已有了5年革龄，正是心高气盛的年纪，哪受得委屈！我顶撞道:“他是为革命伤残的，是在打游击时面迎一颗手榴弹受了重伤的，你说这话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副局长被激怒了，我们争吵起来。
我提出来不干人事工作，要求调动。不久成立监察室，我调过去当监察干事。监察室共有五人，由陈仕荣和一位姓何的转业干部负责，两人均为副主任。从那时起我就称他陈主任。老陈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不是一个只坐办公室的主任。那时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要求监察干部到第一线直接对企业日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工作任务繁重，陈主任同我们一样，常常跑仓库、码头及业务科室，谈话、争论及查阅单据，极端严肃认真。不会骑单车的他，就只得步行或挤公共汽车，经常是一身汗水。他是个硬汉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难。他的伤口一直不好，我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他负伤住的医院条件极差。游击环境，设在山野茅棚的医院，消炎用盐水，连做手术的起码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锯锯的。医生锯不下去，是他自己夺过锯子锯的。他是重伤员，在疗伤和转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主动照顾战友，帮助院方做思想工作，后留院任指导员。他的行为与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一个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护士爱上了他，甘愿伴他终身。但老陈这样的硬汉是不会躺在床上要别人照看的，一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战斗。第一期土改临近结束时，他爱人老黄临产，时值炎夏，蚊虫肆虐，农会主动借出一顶没收来的蚊帐给老黄暂用，不料想土改整队时老陈因而被以贪污农民胜利果实论处，受到党内撤职处分。这对他当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战争是考验，委屈是更大的考验。
我的办公台在他对面，常看到他伏案写字的情景。右臂断了，他练习用左手写，那难度可以想见，汗湿的瘦颧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层血色。他坚持着，磨练着，渐渐地居然写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畅的文句来，他的毅力不能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干部不同，不因文化较低而不动笔，他努力自己动手。我发现他汗流浃背伏案而写的不仅仅是监察记录、报告之类，还有他个人的申诉材料，他说他只相信事实与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被冤枉。每说至此，他那只塌陷下去的眼窝眨动得非常利害，因劣质瓷眼球磨擦而发炎红肿的眼皮里，流出带脓的泪水来。他的手臂也在发炎，我不明白为什么几年过去了，他的眼与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为什么在那残损的身体里仍燃烧着旺盛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