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春节，如果那一家子能够杀一头猪、烤一缸酒，那个年，就算是个丰盛的汪年了。我家人口多，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养不起猪的，人都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的，哪有猪吃的食物。父亲爱喝酒，日子再苦，母亲也要满足父亲的爱好，就是想方设法，给父亲烤上一令子红苕酒。这也算是我家一个半汪不汪的年了。
入冬了，我家的红苕开挖了，父亲母亲率领我们兄妹五人，去坡地挖红苕。红苕是我们的主粮呀，每一株红苕，需小心翼翼地挖，挖坏了，就不能长期保存了，我每次挖红苕，总是忐忑不安，再细心也有挖坏的时候，总是挨父母的叨叨。挖坏的红苕和很小的红苕，称为“脚苕”。大户人家将脚苕喂猪或是打成粉子，吊粉条。我们不能。母亲将脚苕收集拢，淘洗干净，作为给父亲做红苕酒的原料，有时候红苕欠收，母亲还要翻山越岭、走沟穿崖地在人家挖过的红苕地里，翻捡红苕，作为父亲烤红苕酒的材料，我亲眼目睹母亲，翻挖了半边坡，才捡到半笼子红苕，累得母亲大汗淋漓。
烤红苕酒，需要酒曲子。北山的舅爷，是个采酒曲子药的能手，每年五月节前夕，父亲就去北山找舅爷，舅爷领着父亲，在牛山上采酒曲子药。采回来的药，放进大缸里，用清水浸泡，缸口封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等到七月份，开缸采酒曲子。
母亲选一个黄道吉日作为采酒曲子日。这天，穿戴一新的父亲，一脸的虔诚、一脸的严肃，他在神坛上点燃三支香，叩响三个头，便开始开缸采曲了，打开缸，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冲了出来，呛得我们不敢大呼吸。母亲将麦麸倒进簸箩里，父亲按照比例，倒进酒曲药水，轻轻搅拌，然后倒进酒曲模子里，上脚踩，一块块长方体的酒曲子，在父亲的脚下，成型了。踩好的酒曲子块，要发汗三天后，就可以挂起来了。酒曲子的好坏，决定红苕酒的品质——我家的红苕酒，味正酒浓，醇香迷人，这是舅爷的功劳。
洗净的脚苕，要上大锅蒸，我填火，母亲负责蒸苕，其他弟妹，围在锅边转。蒸红苕的火，不大不小，大了，红苕就会糊，小了，蒸不熟。一大缸红苕，需三锅蒸，如果火候恰到好处，便会蒸出几大勺子红苕糖来，这美味粘牙的红苕糖，是我们的奢侈品，母亲用红苕糖，做糖米糕、糖爆米花，如果拥有这样的美味，我们的那个年，就是甜蜜的年。这红苕糖，就像官窑的“窑变”，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蒸熟的红苕，母亲小心捏碎，晾凉，然后拌上酒曲子，封严，等待发酵。
发酵好的红苕糟子，在大缸里鼓起来了，满屋子飘着甜甜的酒香，这时候，就该烤酒了。烤红苕酒也是个大事，母亲请来亲戚朋友帮忙，说是帮忙，实际是品酒。大爷是烤酒能手，上料的多少、火的大小、添锅水的多少、啥时候上添锅水，都是有讲究的。
随着蒸汽的上升，酒溜子开始慢慢滴酒了，慢慢地，由一滴滴，变成一股细细酒线，大爷用杠子接酒，揍在鼻子前嗅，然后押一口酒，嘴担的“梆梆响”，摇头晃脑地说：“好酒！好酒！好酒呀！”之后“噗”一声，将酒倒进噼噼啵啵的火里，只见的“轰隆”一声响，酒在火中燃烧，酒助火威，火借酒势，把灶膛照的通红。父亲也押了几口，笑了。母亲不会喝酒，也尝了一口，这一口，呛得母亲笑了半天，咔了半天。
烤完最后一桶酒，母亲把菜炒好了，这时，品酒开始了，亲戚朋友，你三盅，我五杯，干了起来，母亲笑盈盈地在一边，添酒、添菜，在“六连高升”、“五金魁首”中，年的序幕拉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