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我家尘封已久的相册，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父亲所带第一个初中毕业班的留影。照片上那个扎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穿着花格短衬衫的大姑娘，便是我的启蒙恩师廖先翠老师。
1978年的秋天，是多雨的季节。已近8岁的我踏上了期盼已久的求学征程。报名的新生太多，廖老师只好让我们数木棍来决定我们的去留。看到前面好几个小朋友因为数不到100而失望的离去，我紧张极了。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我飞快的低声数着：“1、2、3……”我真恨不得一口气数完，可越着急心里就越紧张，还没数到50就已经出了几次错。她摸了摸我的小脑袋，和颜悦色的说：“你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学着我刚才的样子，连珠炮似的数着：“1、2、3……”我“扑哧”一下笑了，她也笑了。奇怪，我一点儿也不紧张了，数到200的时候还意犹未尽。
一天，我学写拼音“m”老是太斜。她笑着说：“你的‘m’怎么一摔跤，就全都变成‘3’了。”我一看，脸一下红到了脖子，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放学后，她把我留了下来，手把手地纠正我握笔写字的姿势。我的肚子早已唱起了“空城计”，扑鼻而来的饭菜香味把我的魂勾跑了。见我心不在焉，她嫣然一笑，“馋猫，去吧。”我像一个出征前的将士听到军号声一般，冲出了教室，身后传来了她银铃般的笑声：“慢点，小心摔着。”
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父亲教书得坐班，成天早出晚归。我们姊妹几个，最大的才9岁。母亲很要强，不愿遭人白眼，为了挣够一家六口的口粮，每天天不亮就上坡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好在我和 哥哥已经能帮着扫地、做饭、喂猪、淘菜、收晒粮食……放学后，我们还得帮母亲背她放工时铲的草皮，农忙时得去捡麦穗、谷穗……这些，逼得我一下课就得写作业，那字别提有多难看了。廖老师没有批评我，只是淡淡的说：“穷人的孩子，难哪？”
那时候，学校有一个正式的炊事员，我们管她叫侯婆婆。她很能干，每年都喂两头肥猪，给师生们打牙祭。每年年关，父亲都有几天能分到一份熬锅肉，虽然每份只有几片寸把长的肥肉，可对于我家来说，那已经是过节的奢侈品了。父亲中午不能回家，就叫我和哥哥把肉端回家，自己舍不得吃一片。一天，我缠着父亲再买一份，不巧被廖老师撞见了。她知道我家向来是“三月不知肉味”，便对垂涎三尺的我说道：“我的这份，给你吃吧。”“那哪成呢？”父亲苦涩的一笑。“没什么，我不能吃肥肉，医生说的。”我就像猎鹰见到了猎物一般，端起她递过来的盘子，一口气吃了个底朝天。
此后，我家几乎每月都能吃到廖老师端给我们的肉，我再也不被伙伴们讥笑为“馋猫”了。一天，我问廖老师的病好了没有，她先是一愣，接着莞尔一笑，说：“好多了。”但她还是照例给我家端肉吃。后来，我才知道她根本没病。
可惜，我读二年级时，小学部搬到大队上去了，廖老师再也没有教我了。
26年过去了，廖老师已年过半百，可在我的心底，她永远是那个扎着辫子、穿着花格衬衫的温文尔雅的大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