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同学们：
这里，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讲坛。
首先，就高峰论坛而言，我身高不过1.6米，没有海拔可以长篇阔论；
其二，我虽然是xx市文化与经济促进会的会长，能够把xx市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和xx市的富商巨贾们揉合在一起，但我本人不是企业家，属于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无产阶级。也不是学识渊薄、德高望重、可以指点江山的专家学者。我就是一个靠写报告文学，勉强维系家庭的伪文人。
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得哪怕挤出笑容来，也要努力地活着！因为这个时代不允许半点自卑，这个时代不允许说‘我不行’！
但无论如何，请同学们破例让我自卑一把，通过这个自卑，让我尽情地发泄我对你们的羡慕嫉妒恨，通过这个自卑，可以足显我对你们由衷的敬重！
大概三年前吧，也是这个地方，中国小小说创作基地在这里挂牌。我们一帮作家在惠州学院饭堂用餐的时候，东莞桥头作家协会的主席、因为姓乔，我们都叫他乔老爷，他很羞涩也很激动地低声对我说：“华生兄，我终于尝到大学生饭菜的滋味了。”
我知道乔老爷文学功底了得，还知道他祖上成份很高，不是地主资本家这类剥削阶级，就是右派分子之类。他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资格的。
我很痛情他，同时也可怜自己。我压低声音附在他的耳边，很凄楚地道了声：“我也是。”说罢，我和乔老爷相对一视，彼此都看到了对方晶莹的眼泪。
我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与此相应的是少先队变成了红小兵，我在读五年级时，成为了学校红小兵团的团长，还管着六年级的大哥大姐。也是这一年，全国实行教育改革，即小学从六年改成五年，中学也从六年改为四年（初、高中各二年。）到1975年元月高中毕业，我实际上只读了九年书。
1975年元月，暮冬的黄昏不像夏季和秋季，夜幕从天空罩下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我的手里卷着最后一张“五好学生”奖状，和同学们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学校的大门，从此结束了金色的学生年代。
我没有上大学的奢望，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大学可上。我们面临着国家既定的所谓的“四个面向”（即面向部队、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而实际上我们只能面向农村上山下乡。
我其实是幸运的，因为毛泽东主席的暮年特别关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知青是毛主席的幺儿子”，再加上我或许比其它知青更优秀，在共和国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时候，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xx省唯一的知青放映员。所谓“福兮祸所伏”，灾难从我得意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向我慢慢走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我是从公社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母亲病危，速归！”
我风急火燎地赶到家里时，母亲正在家里烧饭。
我的心里一楞，面对着红光满面的母亲，心中的疑问不敢说出来。母亲问我是不是公社派来出差顺路回家的，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到了晚上，我的朋友杜平出现在我的面前。杜平是我的同校学友，我们都是学校的文科尖子。他比我高一届，也比我早一年下放农村，两个人都是石门县知青办心中有数的知青人才。杜平问我知不知道恢复高考了？
我楞了楞，反问道：“是你捣的鬼？”
“不这样的话，你回得来？”杜平接着说：“晚上，我们一起去学校找老师。”
我和杜平晚上回到了母校，在恩师那里抱回一大堆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教材。两个人约定: 一起报考湘潭大学(理由是xx大学的校长是杨，那里是批林批孔的前沿阵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带着这些资料和梦想回到了公社。
公社教办的领导把我报考的事情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在他们的心里，我一直是很优秀的，一旦报考，必被录取。教办的同志考虑到我是放映员，走了的话，公社电影队势必要瘫痪一段时间。他们向公社书记汇报的目的，就是要公社党委早作安排。
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说公记书记要找我谈话。
书记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想参加高考？”
我说是。
书记又说:“你走了电影队咋办？贫下中农咋办？”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垂头丧气地从书记办公室走了出来。在经过公社中学的时候，教办的负责人把两张黑白照片退给了我，说公社党委不同意给我办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