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读书笔记

　　在读一本书时，我很喜欢对这本书成书的背景进行研究，并且对作者写作时的因源和学术背景、以至于个人感情和身世也倍感兴趣，我觉得这对于书可以产生更加设身处地的理解，也颇有自己写作的意淫感觉。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成书于1948年10月，作者将刊于《时与文》杂志的17篇专论汇集成书，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亚南是一位财经学者，因为李约瑟的关系，“误入”官僚政治的研究之中，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加于阐述，同时也比较分析了西方从领主经济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对与官僚制的需求，从作者引述资料可以发现——作者总体上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在分析西欧的官僚制度的发展中——作者着重强调了商业流通经济的需要必然迫使打开政治上相互割据的局面，类似于德国统一前一条通往法国的铁路在德意志境内就要换好些次货币和付好多次关税，经济的独立就要求各官员是“各事其主”。但是国家统一的建立就要求，中央集权的发展，各种官职是服从一种统一的规制。

　　书中作者竭力克制着情绪，不希望他对官僚主义的痛恨影响到客观的写作，可无意中流露的言语深感作者的切肤之痛。王亚南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深度，超过了中国很多官方学者，可以和王亚南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思想的学者，应该还有彭迪先和沈志远，可惜他们在1949年后，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时代，并没有可称道的著述，反倒是的1949年前，有着惊人深刻的论述。我在阅读此书时率先看了后面的《王亚南先生学术年表》和胡培兆先生的《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我看出了一些问题，作者从1927年担任政治教员，当时所谓的政治教员中有70%时共产党员，这在我同时阅读的美国·陶涵先生《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后大革命失败，作者逃亡日本，后接触《资本论》，此后20年的时间用于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专著，显然在当时中国环境中，难免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僚政治存在很深的芥蒂。

　　“下马观花”的研究方法

　　所谓“下马观花”是和“走马观花”相对的，指深入实地，认真仔细的观察。

　　该书最令人钦佩并值得学习的就是作者这种“下马观花”的研究方法。毛主席曾说过：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徐勇教授为该书写的序言中也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第一手的资料，难以做出第一流的学问”。因此深入实地的调查，切身的体会与感受，掌握充分的资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而这恰恰是目前学术界欠缺的，坐在屋里靠“想当然”做学问的大有人在。于老师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走出纸上谈兵的书斋凭着一个学者的社会良知，不畏调查中的艰难险阻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实地调查访问。在读附录中的衡山调查记事时，深切感受到了于老师调查中的艰辛，白天四处奔波做访问搞调查，夜晚冒着严寒制作问卷，写调查笔记，也曾遇到过车祸后险象环生的危险情况，这些在令我感动的同时，也产生无限的敬佩之意。另外整本书都体现出了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正如后记中作者说的：“真切的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

　　难能可贵的是于老师调查之后在对事实的解释和分析之时，还把这些调查的原始资料、调查的操作过程以及他本人在调查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呈献给了大家。为后人更加深切的理解该书并且检验该书的结论提供了素材。徐勇教授就说过：本书的附录“衡山调查记事”或许更有长远价值。除了调查笔记之外，作者搜集了现有的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 ,包括不同时期的各种报刊、各级政府档案、地方志、不同时期的村规民约、各种族谱资料、各种现存的会议记录、村干部工作总结、各种民间纠纷调解协议和法院判决书等文献。这为我们做实证研究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虽然我们很可能赶不上于老师的成就，但是如果能够学习其学者精神和研究方法应该会有不小成绩。

　　汉斯 ·摩根索的 《国家间政治》和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著述，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主要内容，而且使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国家间政治》一书在国际关系课程中持续得到使用的事实足以证明自身的不朽价值，曾有人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研修不外是摩根索和信服其见解的人与转而求助于其他学派的人之间的一场对话。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阅读本书，自然是我们了解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

　　一、《国家间政治》概述

　　《国家间政治》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之作。正如副标题“权力斗争与和平”所标示的那样，本书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权力斗争，并探索缔造世界和平的途径。作者阐释了作为其理论核心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指出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为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只有通过讲究艺术的传统外交手段达成国家间的妥协与和解，才能为形成一个有中央政府权威的世界国家以缔造普遍和平铺平道路。

　　二、读书心得

　　1.理解“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立论前提，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始终处于无政府环境，因此，各国之上不存在拥有权威和权力去确定法律和解决争端的机构。在这种状态下，各国可以做出承诺，缔结条约，但没有任何最高权力保证遵从和惩罚背离”。现实主义者从悲观主义的人性观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样的推论下，无政府便构成了“战争状态”，安全考虑成为国家政策中至高无上的。或者说，无政府环境中的共存要求自助。但是由于一国的所作所为部分地取决于别国的所作所为，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行为是互动的。(1)例如每个国家都经受的“安全两难”，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发生。而解决无政府状态和安全两难的唯一途径就是均势。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著

　　这本书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讲述了秦汉，唐，宋，明，清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比较突出的五个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史。这本书的条理十分清晰，每个朝代分别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分析制度优劣。本书比较重于对于政治体制的变迁与优劣的分析，而且重于细节方面的研究。

　　钱穆先生的渊博学识当然不可否认，但个人觉得钱穆先生的意见中个人的对于民族自尊的主观好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观成分过多。对于细节方面的评述还显客观，但对于中国古代关联政治制度总体的评述和把握就显得过于主观，带有个人的情绪。例如书中有这样的话，“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这在现在看来近乎是可笑的。这可能与这本书原来是演讲稿有关，必须要有引发听众共鸣的东西，也可能与当时的学风与历史条件有关，但放在今天就不能不用略带批判的眼光来读这本书。

　　钱穆先生在书中对于汉代的政治制度十分推崇，而对于清朝则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我觉得这样说是不全面的。首先汉代与清代的条件相隔两千年，社会各个方面差距很大，汉代“官级较少”，“经济生活简单”(王昆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以统治难度要大大低于清朝。然而也可以这样看，汉代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制度是合格的，而清代的制度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来看则十分腐朽。但是这也是制度的表面现象，

　　第一节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第一目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1、 日益强大的祖国p3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国家强了起来。中国是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中国形象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2、 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p33-1

　　3、 国际局势p33-2（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4、 我们只有在认清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p33-2

　　第二目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初步显示。p33-3（要求列举三例成就）

　　2、 我国的基本国情：p34-1

　　（1）我国处于初级阶段的原因（①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②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③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完善。）

　　（2）初级阶段的含义（所谓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种不发达不只是表现在一两个方面，而是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3）初级阶段所需时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算起，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3、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p35-1（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所谓“准则”，就是言论、行动、思想等所依据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顾名思义，就是党员领导干部言论、行动、思想的依据，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按照廉政准则规定的“八禁止”及“52不准”去严格要求自己。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就给部队定下了不准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后来逐渐发展到“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并写进了《红军士兵会章程》，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言行准则”，从而赢得了民心。

　　与此相对应，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由于缺乏“准则”的约束，四处明偷硬抢老百姓的财物，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惹得众怒民怨，最终不得不吞下自己一手酿制的“苦果”。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带领广大的无产阶级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依靠的正是“铁”的纪律。

　　然而，在和平稳定发展的今天，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却逐渐的丧失了共产党人廉洁的本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演变为“全心全意为自己牟取私利”，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条路线“走”成了“群众想也是空想，群众急与己无关”，虽然是“从群众中来”，却根本没有“到群众中去”。长此以往，不但会伤了老百姓的心，还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巨大的损害。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作为大权在握的党员领导干部自然也应该有具体的书面准则来规范言行。在现实中，很多位高权重的贪官污吏在落马后都惊人一致的称自己腐化源于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不可否认，由于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所谓的监督到了他们这里都变成了一种形式，没有人和机构敢于充当“出头鸟”监督他们，除非是上级机关或是忍无可忍的民意喷发。由此可见，要让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有效的监督固然必不可少，但最要的还是需要党员领导干部自己能够廉洁自律，随时坚守廉政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