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无关美丑论
一我们总是避免不了历史的一错再错。鲍姆加通创立美学(Aesthetics,正确的翻译是“感性学”)这门学科时,认为艺术是感性认识,它和理性认识一样,也能通向意义或者真理。没想到,这门“感性学”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是“美”的天下;而到了二十世纪,在艺术作品中,“丑”又粉墨登场。但是,一些西方当代的美学家,把“美”和“丑”搁置起来,不再谈论。尼采说:“我们更喜欢不使我们想起‘善和恶’的东西。”⑴因为他是个非道德主义者,对于艺术当中的道德问题,他是个虚无主义者。假使面对艺术,我们也愿意说:“我们更喜欢不使我们想起‘美和丑’的东西。”然而,作为视觉艺术的美术,也许不能避免这类直观的判断。“美术”(fine arts)受到传统美学影响之深,似乎要超过其他艺术门类。等到它不受传统美学影响了,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于是就有了“丑术”。现在,文学等艺术门类大体上解决了“美”和“丑”的问题,只有画家还多多少少受到此类问题的纠缠。
二在古希腊的艺术理想中,“美”是个最高的范畴,它渗透着乐观的理性主义。到了中世纪,由于上帝和理性的同一,“美”就成了上帝的名字。而十九世纪,“上帝死了”,理性受到了普遍怀疑,于是“美”就逐渐变成了美学的废墟。到了二十世纪,达达主义的呼声在艺术范围内普遍化了:“让‘美’见鬼去吧”。⑵但是,我国在上个世纪开展了两次美学大讨论,专门讨论“美”的问题,在这个废墟上留恋忘返。
也许是这两次讨论影响了美术界,也许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一位老资格的美术批评家说:美的形象必定是健康的、正常的、非病态的;美和丑势不两立,以丑代美,标志着艺术生命的灭亡。一位画家说:艺术和美是一对恋人;我创作,是因为美。教科书上说:艺术表现生活中美的事物,艺术应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艺术应让人们学会欣赏美、热爱美、追求美,创造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美”的概念(到了黑格尔时代,“美”的范畴激增到十四个,包括优美、崇高、悲剧和喜剧等等)含义太多,以至于反而成为一个最空洞的概念了。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说:“美将会变得使人起鸡皮疙瘩,使人痉挛抽搐。它或者是一种纯色情的东西,或者就根本不存在!”⑶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比较含蓄,他把“美”这个词看成是形容词,认为在美学中,它只起到“愚蠢可笑的作用”。⑷现在看来,认为“美”的就是艺术的,艺术的就是“美”的,是一个根本错误的观点,是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艺术的一个障碍,是我们对艺术没有健康胃口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艺术是有意义的感性,它不总是“美”的。即使“美”的概念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含义,那么在它最高的意义上,不过是道德满足而已。
但是,大众喜欢“美”,专制国家喜欢“美”。在这种情况下,爱“美”的人,要么止于感官,要么止于道德满足,这一切对于艺术来说,犹如插在水中的塑料花。企图让“美”占领一切领域,把它看作“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这种理想可称为“媚俗”(kitsch)。米兰·昆德拉指出:“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⑸这就是彻底地否定“丑”,把“美”绝对化,把“美”宗教化,制造一个虚假的世界,以逃避真实。这样的“美”,“美”得可怕。理性、上帝、道德的绝对统治、政治上的极权,都可能是滋生“媚俗”的土壤。
三看起来,“丑”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对“丑”的正面肯定是近代以来的事。1853年,罗森克兰兹写了一本专著《丑的美学》。自此之后,西方美学家对“丑”的赞扬逐步升级:从“丑”是审美价值之一种,到“丑”是一种极为卓越的审美价值。到了二十世纪,“丑”似乎成了艺术的真正主题。
意大利画家奇里柯说:“通过近代的哲学家和诗人,艺术解放了。首先是叔本华和尼采教导了对生活无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这种‘无意义’怎样能转化为艺术。”⑹尼采则说:“真理是丑的。”⑺他把悲观主义,也就是虚无主义,叫做真理。在“丑”的真理的笼罩下,人就此成了无依无靠、四处漂泊的孤独的个人。人丧失了上帝,丧失了理性,丧失了乐观主义,还怎么生活呢?生活还有充足的理由吗?这正是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所面对的问题,是他们痛苦、焦虑、恐惧和颤栗的原因,也是“丑”在艺术中出现的根本理由。二十世纪哲学思考的总体倾向是“追问”——追问生活的意义成为生活的理由和动力。
“丑”的概念,和以前的理解完全不同了。传统美学也可以表现“丑”,但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揭露“丑”,鞭挞“丑”,从而从反面来肯定“美”。而现代艺术,极大地扩充了艺术题材:以“丑”的形态,揭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揭示人类生存中一种负面的本质。“丑”(包括“恶”)本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有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本性,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也都有这样的可能。所以,艺术家不应该有“美丽的心灵”,不应该是“美的抒情诗人”,因为他是生命意义的发现者、创造者。尼采说:“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⑻艺术作品不是道德的工具,艺术家也不是道德评判的法官,在私生活的意义上,他只能是自己的法官。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有着根本的区别。道德评价只是注重一人一事行为的“好坏”、“应该不应该”、“正当不正当”,对人和事做律诫性评断。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道德快感:善战胜恶,美战胜丑。像金庸一类的通俗小说,正是这种道德快感的廉价演练场。审美评价则是对艺术作品所虚构的生活做出意义的评价。我们主张,艺术家应该是非道德主义者。非道德主义者,不是说不道德,而是更全面更广泛地看待生活,理解事物,从而把握人类生存中的漂浮不定的意义。这样,艺术家面对艺术的时候,就无所谓“善”“恶”,无所谓“美”“丑”。
四“美”作为美学的最主要范畴,已寿终正寝。作为其对立面,“丑”能不能建立一种“丑学”呢?“美”和“丑”,是感性的两个极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没有价值,另一面当然也就没有价值。“艺术早在成其为美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歌德说,“然而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往往比美的艺术本身更真实、更伟大些。”⑼按照歌德的看法,感性学(Aesthetics)既不应该是“美”学,也不应该是“丑”学。
那些所谓的“丑恶灵魂”的艺术家(如爱伦·坡、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蒙克、毕加索、艾略特、卡夫卡、鲁迅、达利、贝克特、培根、加缪等等),他们从“丑”出发,似乎是热爱“丑”,张扬“丑”,但是,面对至深的存在,面对人类的危机,他们迸发出了的想象力,几乎包括全部感性的光芒与黑暗,不仅仅是“丑”。艺术家本能地采取了解构主义的策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比如,美与丑、善与恶)持中立态度,避免把自己封闭在这些二元对立当中,从而不知不觉地来肯定它们。这就是,跳到形而上学的系统之外,而要超越它们。但是,解构主义必然采取一种双重姿态,因而另一方面,又在形而上学的系统中,把这种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颠倒过来。⑽所以,这些艺术家,看起来是“美”的掘墓人和“丑”的代言人,其实是“美”和“丑”的超越者,甚至是“善”和“恶”的超越者。
但是,国内的一些画家,对“丑学”感兴趣,对那些“丑恶”的艺术家感兴趣,没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目的,只看到了他们的手段,就模仿起来,趋之若鹜。这些画家,就始终跳不出来“美”与“丑”的陷阱:作为“手段”的“丑”,乃是纯粹形式上的“丑”,也是没有内涵的“丑”,像空洞的“美”一样苍白无力,是另一种“媚俗”。而美术,与“丑”无关,与“美”无关,它只关注于意义。
五然而,画家是个感性的人,他是否关注于意义?毋宁说,画家更像个古代占卜的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说出“意义之所在”,⑾但却用的是感性的方式,致使他说出的意义,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不确定的,必须无休无止地追问下去。但是,画家不是意义的追问者,对其他追问者也颇有微辞。培根就“不喜欢对他的画进行任何解释”。⑿一幅画,从画家完成之日起,就开始它不受画家所左右的命运。不同时代的许多读者,与它相遇,这些人比画家更关心对意义的追问。从这一点上说,绘画是人类共同的创造。
当然,画家的工作是第一步。在一幅作品中,画家不是创造意义,不是创造在场的真理,而是创造“意义的空场”。画家在他所处理的感性材料中,萌生出某种观念,或者说,某种思想,它“不能被还原成某种文化、某种哲学、某种宗教的思想”。⒀在创造过程中,这些或明或暗的思想,忽聚忽散,无法把握,最后,保留并且消失于完成的画面之中,成了“空无”。作画乃是“不停地提出意义,但却一直是为了使其突然消失”。⒁这种“空无”,就是“意义的空场”,就是“意义的缺席”,或者反过来说,就是意义随时随地可能出场。“意义的空场”,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意义的不可确定性,是意义的丰富性。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是意义的储藏库,而且是“一个永不在场的意义储藏库”。⒂所以,一幅画不表明画家的原意。作品一旦完成,就具有了客观性,它像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存在着,像一棵树,一朵云。如果有画家的原意始终伴随着作品,那就类似于一棵树、一朵云有“主观意图”,那就是上帝的意图。我们不得不“殚精竭虑、梦想破译出一种真理或本源”。⒃然而,在世界中,上帝不存在,真理或本源也不存在。同样,在画家的作品里,画家不是他作品里的上帝。画家的任务是创造“意义的空场”,“空场”由符号组成,它自身具有独立自主的生成意义的能力,即能指之间的无限转换。无论如何,一幅画是个谜,画家创造了这个谜,但他本人也不知道这个谜的答案。绘画就召唤读者,而读者不停地给出答案。
六罗兰·巴特说:“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⒄换一种说法,读者的诞生是作品意义生成的开始,是永无止境的“延异”(differance,即差异与延搁)的开始。由符号构成的“意义的空场”,有意义缺席的痕迹,在绘画符号的差异中(和其它绘画作品的关系),即能指驱向能指的过程中,在场的意义被延搁了(与该作品意义“源头”的关系)。一幅画的意义,在无始无终的“延搁”中,永远是不确定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并且具有无穷的可能性。而一幅画的确定意义,只能被读者瞬间获得,而作品的本源意义总是被延搁。⒅在一个无意义的宇宙中,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上,绘画像其他艺术一样,甚至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是一种不自量力的活动。它像播撒种子一样播撒意义,将意义“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没有本源意义,或者没有终极意义,但有着无休无止的“延异”的意义。在这一点上,绘画也许能给人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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