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界期待新型雅艺术

　　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与东方艺术大师张大千一定是有机缘，1956年7月底，张大千在法国尼斯与毕加索相会，这次见面可说是“中西艺术相会的小型高峰会议”。会面对双方未来的艺术发展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而时过45年，“张大千”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毕加索”在中华世纪坛，两位大师在北京的冬天遥相呼应。这一次，两位大师早已故去，但东西方艺术对话交织成的奇特文化现象在目前和今后将是值得玩味的话题。

　　从观众的参与度和人数来看，张大千受到了北京观众的冷落，而毕加索则始终在公众的视线中备受宠爱。

　　毕加索热是大众的文化想象

　　令人费解的是，德国路德维希先生曾经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几幅毕加索的代表作，这几幅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并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特别关注。而这一次，能够代表毕加索艺术水平的代表作并没能来，却引起了观众的热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晓明说，毕加索热可以理解成大众的文化想象。大众对文化的了解，往往不是个人对文化的兴趣、爱好、素养使然，他们把对文化的追逐变成了时尚。中国观众对毕加索的热爱，不是因为其艺术达到某种高峰，不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的爱好，更不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完全是将之作为文化想象来看待。不看毕加索，不看达利，您就有落后于时代的恐惧，而不了解张大千，谁会有恐惧感呢。

　　从外围来看，我们现在身处文化传播受控于媒体的时代，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绝不能脱离开历史背景去考虑，举个例子，前些年《学习的革命》被炒得热火朝天，实际上有眼光的读者都能感到里面没有太多的东西，但读这本书意味着时尚的选择。因此，可以说，媒体的炒作为观众的文化想象提供了最温润的土壤。

　　张大千没有清晰的“标签”

　　虽然张大千50元一张的票价阻挡住了众人的脚步，但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一个实际问题：张大千的艺术定位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很清晰的标签。张大千不是很传统，也不是很西方。中西合璧可能开辟一条路，但在公众中的影响更能确定一种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大千没有毕加索幸运。

　　中国台湾的美术评论家巴东认为，张大千艺术发展的范畴与内涵太过于深广复杂，也令人很难掌握他艺术发展的脉络与主轴，使得世人在认知张大千的艺术内涵与成就时，又增加了距离与困难。

　　美术评论家水天中说，我个人更喜欢毕加索，虽然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家中最富有才华的人，其晚年后的作品非常精彩。他艺术上的可塑性超过了同一时代的画家，其工笔重彩人物画、彩墨泼洒山水画都非常出色。但如果张大千能像毕加索一样再专注点，再冷静点，其作品将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艺术观念方面具有的意义和商业操作决定了画家艺术作品的意义，从艺术史对张大千的评价和博物馆对张大千的认可上看，张大千都不及毕加索。

　　新型的雅艺术将是21世纪的时尚艺术

　　美术评论家彭德说，平心而论，他更喜欢张大千，因为张大千的画更让人平和，它是雅艺术的范畴，只是其作品与当代生活有距离，新颖的强度不够，因此不被当下观众所接受。而毕加索的作品带有变态的、色情的色彩和扭曲的、怪诞的艺术倾向，但我们不得不说其艺术又是独特的、有个性的。

　　我们再看看荧屏上那些战争片、武打片，其血腥、暴力程度已远远超过毕加索，相比之下，毕加索要温和得多。尽管这样，毕加索的作品仍旧与当代文化氛围相对应。

　　彭德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西方艺术和西方文化都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果，其中胡适倡导全盘西化，鲁迅则倡导拿来主义。我们的教育和艺术创作都是在以上前提下展开的。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很难在国内看到西方艺术家的原作，在一般文化人和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西方艺术一定是不可企及，一定是高于本民族，于是最终我们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而在眼下，中国的艺术家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本民族的艺术有不同形态，有不同的观念和表达方式，艺术本身无高下之分，只是20世纪国家实力的强弱使艺术有高下之分。中国艺术是独特的，它应该在世界艺术中占有独特位置。

　　彭德认为，新型的雅艺术应该是21世纪的前卫艺术，真正的前卫艺术并不是已成过去时的暴力、变态和血腥。张大千的艺术缺乏新观念，尽管有些新的表现形式，但新颖度不够，仅仅是表现方式与古人不同，是旧式的雅艺术。而新型的雅艺术，其形态是新颖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它应该是整个多元艺术中的一员。

　　前卫与时尚从来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毕加索的艺术出现时，媒体、美术学院、美术官员并不认同，当时的文化氛围不接受。然而如今中外美术学院对毕加索的艺术已经司空见惯，媒体也能平静待之。显然，来自中国的新型雅艺术也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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