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言“不争的事实”，却也有可争之处。关于为什么出现这一“不争的事实”，我以为，舞蹈，确切地说是“官样舞蹈”及其表演渐渐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一个舞蹈和一个舞蹈家的成名赖以官方的认可或重视；舞蹈的推广要在官方认可或组织的模式下进行，一个模子套出来的教学、考试、表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发乎情的性情之舞只会被看做上不了台面的乱舞，顶多被看做是类似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把野”的情绪化的东西。
我的看法是，作为一个老百姓，他解决自己需要舞蹈和需要观赏舞蹈的冲动的方式越来越狭窄，要么你去接受那有着高昂票价的现场舞蹈表演，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对着电视屏幕进行数字化远程审美，至于从纸面媒体“看”舞蹈，不客气地说，除了美人头，什么都看不到……就是这样，我们处在了一个舞蹈氛围严重荒凉、有关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时代，除了同意老百姓在高兴的时候扭扭外，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老百姓和舞蹈艺术产生共鸣呢？而老百姓和舞蹈艺术产生共鸣原本是舞蹈存在的惟一理由和动力啊。古人说过，舞蹈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乐”则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诗表述思想感情，歌唱出声音，舞蹈表现它的外在形象。三者都根源于人的内心，然后乐器随之演奏。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布置舞台的技术越来越完美，但是，每次央视春晚，其舞蹈类节目总是被人匆匆遗忘，这么多年，我们能够记住的舞蹈，就只有杨丽萍和“千手观音”了。而随着模式的被强调，和舞蹈脱离民间后造成的创造力减弱，当杨丽萍和“千手观音”被无数次地复制，很多东西到最后就是差强人意了。
舞蹈艺术家戴爱莲说，她要“用脚尖引领现代中国舞蹈”。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草根的感觉引领脚尖。某种意义上，我们最忧虑的不是一个“省代表作”的缺乏，而是民间舞蹈氛围的狂欢式爆发的缺乏：人人愿意用舞蹈表达生存的愉悦、人人有平台表达或有平台看别人表达。在世俗社会里，官样舞蹈的机制性约束难以回避，而像几千年前我们的“官方”以组织《诗经》的方式表达对民间舞蹈的支持，也是民间舞蹈发扬光大的重要因素，但是一味地沿着被设计好的功利化路径前行，我们只能得到两个结果，一个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和渴望官方的重视，在舞蹈失去足够的民间支持的条件下，这种对“重视”的要求尤显突兀和柔弱，让人为难；一个是舞蹈精英化，舞蹈不再是大众的娱乐或表现，而进一步成为小众化的孤芳自赏。缺乏大众化的舞蹈，老百姓当然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