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教案

这样理解鲁迅的意思，根据有三。
1.这样理解完全符合历史事实。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结队前往执政府请愿，其目的与反政府显然无关，而是为了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者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可是，请愿群众却在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政府的残酷屠杀。可见，段棋瑞政府的这一行动满足的是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的意愿，也就是说，“三一八”惨案的制造是“中国军人”的行动，更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意志，所以“三一八”惨案在实质上便成为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的结果。
2.这样理解有鲁迅的另一篇文章作旁证。就在鲁迅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之后的第五天，他又写了《如此“讨赤”》的杂文。在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按：京津间的战争指1926年春夏间，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的奉军同冯玉祥国民军在京津间的战争。当时奉军称自己对国民军的进攻为“讨赤”）在这段话中，鲁迅通过奉军和段祺瑞政府两方同称“讨赤”这一共性，将代表日本帝国主义意志的奉军的行为和动机同段祺瑞执政府3月18日的行为和动机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三一八”惨案中，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的合谋性质。
3.这样理解于上下文意不仅可通，而且十分绵密。本文开篇所引《记念刘和珍君》中的那段话，如果依照这样来理解的话，叹号以上的长句言“三一八”惨案中的被害者，叹号以下的句子说“三一八”惨案中的刽子手，它们构成一个具体场面中的正反对比内容，一方面赞扬了被害者临危不惧，互相救助的伟大，一方面痛斥了刽子手屠杀赤手女子的卑鄙渺小。其文思清晰谨严，其语意勾连有致。
那么，在《记念刘和珍君》里，鲁迅为什么要采用互文见义的形式来表述“三一八”惨案中的刽子手呢？我们知道，互文的特点是形分义合，即它看似两个相对独立的词组或句子，但理解和解释时，又必须将两者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否则便难以理解。在“三一八”惨案中，外国帝国主义者与段祺瑞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恰如这形分义合的互文。从表面上看来，段祺瑞政府与帝国主义者之间似乎没有连裆瓜葛，段祺瑞政府也正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但是，从实质上看，如果不将段祺瑞政府的屠杀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联系起来，如果不把“三一八”惨案作为“中国军人”和“八国联军”互相勾结合谋的结果来认识，那么惨案的发生也就难以理解了。或许正由于此吧，鲁迅才选用了互文的形式。互文在这里不仅收到了语隐识真、言简意丰之效，而且形神妙合，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最巧妙的统一。
（黄忠顺《〈记念刘和珍君〉一处疑难问题之我见》，载《中学语文教学》1987年10期）
三、陶潜的四句诗
文中所引的四句诗是陶潜《挽歌》三首中第三首的最后四句，兹录第三首如下：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崔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诗人在死前两个月，即元嘉四年（427）秋九月为自己写的挽歌。全诗共18句，可分为五个层次。除最后两句单独为一层外，其余每四句为一层。前四层分别描写了死亡、出殡的季节、时间，坟地环境、气氛，下葬及与世人永别，安葬后送葬人回家及他们的哀伤。最后两句总结全诗，表达了对死的看法。诗按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写出死后安葬的全过程，从中可见诗人面对死亡无忧无惧、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并无凄凉、黯淡的情调，与一般挽歌哀伤的情调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挽”的是自己，而不是亲族、朋友；另一方面是因为诗人要表达对死的看法，“挽”，仅仅是诗人抒发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种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