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范书李忠传作“字仲都”，东观记、续汉书亦同。袁纪恐涉任光之字而误。
〔二〕 范书从莽制，作“新博属长 ”。袁纪从汉称，自乱其例也。
〔三〕 疑“为”字当在“郡中”之上。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王莽时，分钜鹿为和成郡，以彤为郡卒正〔一〕。公之平河北，彤举城降，复以彤为太守。是时，郡县得王郎檄，皆望风向应，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闻公来失众，使五官掾张万将精骑二千诣公所。彤与公会信都，议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关。彤庭对曰：“议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汉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向应。当此之时，一夫大呼，无不捐城遁逃，虏伏请降。自上古已来，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邯郸刘胡子等假此威势〔二〕，惑乱吏民，诈以卜有王郎为成帝子，拥而立之。其众乌合，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向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西归，非徒亡失河北，又惊动三辅，其隳损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审无征伐之计，则虽信都之众，难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则邯郸、和成民不肯捐弃亲戚，而千里送公〔三〕，其离散逃亡，诚可必见。”以彤为后大将军。
〔一〕 郡卒正，即太守也，莽所改。
〔二〕 惠栋曰：“赵缪王子林，盖字胡子也。”
〔三〕 通鉴曰：“则邯郸势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考异曰：“范书邳彤传：‘邯郸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纪作‘邯郸和城，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汉春秋作 “邯郸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当作‘成’。邯郸成，谓邯郸势成也。成主，谓王郎为已成之主也。”按袁纪“邯郸和成”四字，必有误 夺，或“和”系“势”之误，或“邯郸 ”下脱“势成”二字。通鉴之文，明白条畅，最近乎原意。又陈璞据考异所引袁纪之文，谓蒋本改“和成”作 “亲戚”，非也。然蒋本乃从南监本，非妄改。考异所据与黄姬水本同。陈澧校，亦据南监本改黄本“和成” 为“亲戚”。今从之。
世祖使宗广守信都，李忠、邳彤征伐。
耿纯率宗族二百余人，老者载棺而随之，及宾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于贯〔一〕。钜鹿人刘植亦率宾客数十人，开城门迎〔二〕。公大悦，以纯为前将军，植为骁骑将军。耿〔纯〕（况）攻〔下〕曲阳，皆下之〔三〕。众益盛，乃渡呼沱，攻中山。所过郡县，望风影附。耿纯使从弟欣归烧宗室庐舍。公以问纯，纯曰：“ 窃见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赏甘饵，以聚人者也。接下以至诚，待之以恩德，是以士众旁来，思乐僵仆。今邯郸自立，北州疑惑，纯虽举宗归命，老弱充行，犹恐宗人宾客卒有异心，无以自固，燔烧庐舍，绝其反顾之望。”公善之。
〔一〕 范书耿纯传作“育”，李贤曰：“育，县名，故城在冀州。”通鉴胡注曰：“余考两汉志，无育县，盖‘贳’字之误。”沈钦韩曰：“前志钜鹿郡有贯县。一统志：今保定府束鹿县西南。此育字误。据通鉴，则沿讹已久。”袁纪作“贯”，亦误。贳，音世。
〔二〕 按范书刘植传，时植据昌城以迎世祖。惠栋曰：“水经注曰：“世祖下堂阳，植率宗亲子弟据邑以奉世祖。”
〔三〕 此句原在下文“宪还东海，攻利城”之下，实唐突不类。按范书耿况传，况无攻下曲阳事。范书耿纯传曰：“拜 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欣、宿、植皆偏将军，使与纯居前，降宋子，从攻下曲阳及中山。”通鉴亦曰：“拜纯为前将军。进攻下曲阳，降之。众稍合，至数万人，复北击中山。”可知此乃耿纯迎世祖后之事。袁纪错简，故据范书、通鉴移置于此以正之。“况”系“纯”之误，又“曲阳”上脱“下”字，亦皆改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