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采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这就是说，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要想弄清东汉历史，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内的其他诸家后汉书，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一观点确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范书博大精深，许多成就确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于原始材料，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于范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范书。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删取而不尽录者 ”，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
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陈广学校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朱宠与郑凯论颍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诏文，均不见于范书。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其文曰：“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赀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
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迹，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袁纪（一）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建宁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窦武奏疏的日子，通鉴都舍范书而从袁纪。（二）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三）可以订正范书谥号之误，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四）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如寒朗当作寋朗。（五）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如田况非败于赤眉，而是赤眉战败，不得不转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铨所说的那样，“读荀袁之纪，如未尝有班范之书；读班范之书，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各以所存，自达于后也”。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不可有所偏废。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
不仅如此，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华峤书之论四条。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于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阙的旧说。
无怪刘知几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这一书一纪，相得益彰，以袁纪配范书，符合事实，绝非溢美之辞。
显而易见，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有所创新。
首先，袁宏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撰述方法，以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类书”，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类举事，末尾概括为“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式结语。如写王丹，则曰“ 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写朱晖，则曰“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写乐恢，则曰“其不念旧恶，耻交进趣，皆此类也”；写周举，则曰“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