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说在自然状态下，不必羡慕别人占有资源，因为还有多得多的资源在那里，每个人都还可以平等地去占有。由此使我坚信一个道理：当任何资源足够丰富时，人们不会极力去争取。如果自由也想空气一样充足，人们还有必要天天去强调要自由吗?为什么在以自由为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人们还是觉得自己不自由，要不断地提醒需要自由呢?
人们真的不自由吗?那么这也否定了人们从启蒙运动以来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吗?除非这么长的时间，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是没有丝毫成效的，否则不需要还如此不断强调更多的追求。如果我们承认在这段时间之内人们的追求是有成效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是贪得无厌的，人被这些“攻不破的愁城，填不满的欲海”紧紧束缚，不能自拔，那么这又是自由的吗?如果说这不是自由，那么我们追求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呢?
我承认这么说有点陷入形而上的嫌疑，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们首先必须清楚我们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们总是容易陷入一些困境——柏拉图一直在追求善，他自己对善有一套十分严密的说辞，可是对其他人来说，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以至于到最后，连善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原始的问题也变成了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在这种不断的追问与质疑中被解构了，以至于我们对自由这个最原始的概念，也感到“说不清，道不明”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表现得似乎没有我们宣扬的那么自信，我们总是在怀疑中，不能确定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也可以说，对自由的不断呼吁，也是人极度不自信的表现。既然如此不自信，为何又宣称要追求真正的自由?既然如此不自信，为何又宣称以理性征服终极的自由呢?既然如此不自信，为何又为自由义无反顾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人这个方面找原因，是否以换个角度，从自由本身找找原因呢?首先，我们看看自由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内自由并不被看重，甚至没有这个概念。自由泛滥于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后，而启蒙运动强调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都清楚：强调人性的彰显，或者说无论如何都要从人本身出发，越来越聚焦于人，最后就归于一个一个的个体。我们知道，在古代是没有这种思维的，古希腊强调的是城邦作为一个整体，而中国更宏大，我们有最基础的宗族社会，每个人最好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达者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灵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遵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规范——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天下情结”。这些与现在的完全自我为中心的倾向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隐忧》中说，自我中心主义是导致自由丧失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对自由的这种追求，如果建立在完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会不会南辕而北辙?
霍布斯提出了“自我”这个概念，洛克强调普遍宪政、个人权利——自由主义便由此发轫。我们也清楚，西方不同于中国的农业兴国，是商业兴国，商业必然逃不了个人的利益得失，理性的博弈，心理的较量与算计。因为农业是地地道道的物质财富创造与积累，而商业则玩的是钱生钱的游戏，它不完全是原始的创造性活动，而是钱的生产。既然有博弈与较量，必然就有输赢之分，必然有利益得失。而赚钱是从事商业活动最直接的目的，所以在西方很容易就把出发点聚焦到个人身上,所以说西方的理性具有天然的自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