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爱上中国共产党是从崇拜朱镕基总理开始的。
朱镕基总理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他果断、迅猛的处事风格，高瞻远瞩、清正廉明的光辉形象常常令我回味良久。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我开始去关注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用一个年轻人的独特的眼光去评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政党。
xx年5月4日左右，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为了一名团员。在以后的两年里，我曾经参加了校团委组织的多次青年志愿者活动，诸如校外植树造林、五四青年征文、抵制“”宣传等等。初中毕业时，我被评为优秀团员、优秀毕业生。
高中生活紧张而无节奏。xx年春“非典”肆虐，全国上下恐慌有
之，紊乱有之，，但举措更有之。举国上下共抗“非典”，为响应国家的号召，配合好学校的工作，我当时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和班委会一致带领全班同学搞好宿舍教室卫生和疾病预防工作。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每天傍晚，当霓虹灯的灯光在街道上闪耀时，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到学校水房拎着铁皮桶接用“板兰根”熬制的药水，分发给班上每个同学喝。50多斤的桶拎在手里，走上300多米远，我手勒得生疼。
鉴于英明果断的党中央政府在和总理的坚强领导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恢复平静。
“非典”时段给我的总结是：任何考验面前，当我们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都不要慌乱脚步，跟着国家正确的决策走，才能柳暗花明有一村。
三
xx年深秋，我有幸进入西安理工大学继续深造。
我自幼所感受的是蓝天碧水的乡村生活，大都市的钢筋混凝土的干燥和热烈是难以入骨的。许在别人看来熟悉的事物，我常常感觉相当陌生，为此也常常闹出不少笑料：不会用饮水机惹几个城里的娃娃的笑话;不会开玩笑人家说我没劲;不会说好听的，人家说我傻里傻气;凡事认真一点人家说我“瓜皮”(陕西话“傻瓜”之意，虽不甚文明，但无伤大雅)。
我窃以为自己土气的东西真是垒如高山。但是，土气并不意味着俗气，俗气并不意味着土气。对个人而言，土里的东西是很难人为创造的。
诸如此类，我以笑一置之。
大一的时候，学习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倒轻易转换并迅速适应。学习与生活相当平静，曾认为这是高中到大学的一个过渡期，能够良好的适应下来就行，放松了对自己思想上的学习。宽松的学习环境更易滋生懒惰之心，我亦然。我曾固执地认为，如果一个人连分数都整不上去，他还能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整天侃侃而谈将来的宏伟蓝图，而不从学习上下功夫，他真有希望么?我曾持否定态度，而且不是一般的否定，是一听到这种说法心就发抖、胸口就冲涨，耳朵就想堵上的状态。
大一一年，我努力
学习，获得校自强奖学金。
我自己也是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碌碌无为地度过一年呵。大二时，我专业搬到老校区，学期之初，我仔细考虑自己理应的生活状态应该是“学习上不放松，能力要有所提高。”我始终认为，能力的拓展和兴趣结合在一起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大二上学期，我由于对文字的热爱加入了校报编辑部，从此别样的生活开始了。
我热爱这方热土。文字本身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稀松平常的小事儿在妙笔勾勒下顿生色彩。为校报编辑部工作的两年，我进步了不少。一是文字上的进步，而是思想上的进步;三是性格上的微妙变化。
关于文字，我不多说。
校报隶属于校党委宣传部，是宣传校园文明和校园文化、彰显学校进步和成绩、展示学生风采风貌的平台。我目睹宣传部老师的工作的身影，学会注意细节，学会尽责，学会了热情。重要的是，我体验了各种新闻题材的撰写，从一般性消息到人物通讯，从言论到新闻特写，我都做了一些小小的尝试。其中，《合理使用奖助学金》一文获得陕西高校新闻二等奖。
我先后采访了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获得者齐吉;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获奖者宁辉;全国优秀国防生贾晨星;陕西省教学名师孙建;校师德标兵蒋百灵
老师。
和他们交流，是思想的汲取，是智慧的瞻仰，是自我的剖节，是人性的完善。我有幸和这些优秀的老师和学生交流，实乃一大美事啊。
性格上的变化在于我敢于和人交流，在于我能保持一颗谦虚平坦的心和人谈话，而且能够真诚热情、表里如一。
xx年底，我被评为校报优秀学生记者、校级优秀团员荣誉称号。